《金龍》:有關於一場詩意的陣痛
文︰喻汀芷 | 上載日期︰2021年4月12日 | 文章類別︰眾聲喧嘩

 

主辦︰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
地點︰演藝實驗劇場
日期︰20/3/2021 8:00pm
城市︰香港 »
藝術節︰想不到戲劇節 »
藝術類別︰戲劇 »

70 年代以後,德國的劇場呈現出一種新的趨勢和姿態。劇場的關注方向往現實世界傾斜。整個戲劇美學走向「後戲劇劇場」。人們對現實主義戲劇所追求的那種對象化的、完整的、位於第四度牆後的「真實世界」提出了質疑[1]。羅蘭.希梅芬尼的《金龍》便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劇作。

 

《金龍》是香港演藝學院戲劇學院第一屆「想不到戲劇節」的展演劇目。故事發生在一個狹小、擁擠、油膩膩的亞洲餐廳後廚。由一顆「蛀牙」引發的死亡,以及牽扯出一連串亞洲移民在德國社會所面對的焦慮與困境。

 

小伙子的牙齒蛀了,牙齒的上半部分全都爛掉。他疼痛難忍,卻無法就醫,只能用一個隨意的扳手拔掉蛀牙,最終失血過多死去。碎片化的敘事,把小伙子持續不斷的、難以忍受的牙痛打斷,變成了一波、一波席捲而來的陣痛。在牙痛中,穿插著一些其餘的「陣痛」:垂垂老矣的失落;飛機上旅程的寂寞孤獨;男、女之間的背叛與親密……這些故事中的「陣痛」都以一顆蛀牙為核心,網狀地四散開來。演員的表演涇渭分明,各個角色的特點一針見血,在劇作和演出的雙重保障下,即使是多線敘事,觀眾也並不會感到迷茫。

 

導演盧宜敬在舞台中間放置了一個可以旋轉的圓盤,宛如中式酒樓中常見的旋轉餐桌。故事如中國餐桌的旋轉一般,彷彿萬花筒一樣娓娓道來。演員時而沈浸在小伙子的牙痛中,時而又成為了被妻子拋棄的中年男人,有時候,也會變成性感空姐的芭比 fucker。劇作家使用了「捕捉片刻」的創作技法。用一些碎片卻又真實的細節,拼湊出人物的行動[2]。導演也恰到好處地捕捉到了這些細節:既沒有過分煽情,也不是匆匆略過。

 

令人驚喜的是,導演抓住了劇本之中的嬉戲感(playful),而營造出一種間離的

喜劇效果。小伙子穿過了大半個地球,從遙遠的中國來到這裏打工,為了尋找失聯已久的姐姐,卻因牙痛客死他鄉。這本是一個淒慘而憂傷的故事,導演卻在每次故事切換到「牙痛」時,故意讓演員在觀眾面前,直接咬破道具,道具破了,演員的整個嘴巴、下巴都流滿了「假的鮮血」,觀眾席中不時會傳出笑聲。

 

這樣刻意處理的「穿幫」是非常聰明的手法,它既扣回了《金龍》整個劇本原有的劇作特色,又保留了一種笑與淚皆存的無奈之感。這和這群金龍餐廳裡的越南、泰國、中國菜的編號一樣,離亞洲移民的生活如此熟悉,卻又在舞台上顯得那麼的陌生。當觀眾剛剛準備進入「陣痛」,故事卻又被打斷——顧客泰式酸辣湯的要求,亦或是蟋蟀的歌舞表演。同樣地導演方式,也出現在兩位男演員飾演空姐中,不合身的金色假髮,演著演著會忽然垮掉的包臀裙等等。

 

導演用了燈光的明暗和旋轉的圓台來製造切換感,故事與故事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恐懼與迷茫,孤獨與依賴,現實與童話……所有的一切都被導演濃縮在了這張金龍餐廳的圓桌上。當演員靜默,舞台上只有昏暗的燈光,只能聽見圓台「轟隆轟隆」轉起來的聲音,命運也宛如一個渦輪,將這群非法移民從亞洲載到德國。渦輪高速地旋轉,似是不知疲倦的永動機——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工作、必須工作、努力工作。但基本的人權和尊嚴並未得到任何的保障。旋轉的噪音在寧靜之中顯得那麼刺耳,它是一曲亞洲移民備受壓迫生存狀態的輓歌,也是一首飄洋過海,帶著家鄉氣息的思鄉曲。

 

「重複」是本劇的一個特色,金龍、金龍毯子、菜譜、演員的台詞(例如:停

頓、略微停頓、如果我們能交換……)等。導演和演員並沒有將每一次的「重複」都變成一種枯燥、無意義的單調,而是製造了一種詩意的復調。劇場給我們無限的想像力,每一次演員在說話時,自己打斷自己,機械地來一句:「停頓。」然後迅速回到角色的狀態,講述自己的故事。都給觀眾營造出一種:他是誰?他此刻是誰?他下一刻即將是誰?那麼,他們是誰?演員、角色、千萬個亞洲移民、世界上所有的人。有關於人類的歷史、現在、精神世界、文明、規則全部都包含在了這些疑問中。這也是《金龍》劇場美學中非常特別的部分。

 

《金龍》中,亦講述了一個寓言童話:一隻不知工作的懶惰蟋蟀,到了冬天只能以奴隸的身分,在螞蟻的窩裡換取一丁點的糧食生存。導演在童話的最初,用了玩具、影子的方式去講述整個故事。劇作家本人在採訪中談過,希望用一個變形的童話,誘拐觀眾進入一個邪惡的故事:即來自亞洲的非法移民成為了性奴。充滿童心和單純感的玩具,恰好是這樣的一個口子。當我們以為一個有關於「勤勞」的寓言故事,會以溫情和善良的方式,像在小學課堂上,會被語文老師用柔聲細語講出來。卻不知玩具馬上被丟棄,故事指引觀眾走向殘酷和絕望。而那個成為性奴的非法移民呢?她痛苦的下場決非僅僅是懶惰和無能,她因為這份特別的身份而被困住,雜貨鋪的倉庫只是一個隱喻。更深層次的,是她處於一個被歧視、剝削的一個困境,亞洲移民在西方社會,處於一個「他者」的地位,他們甚至無法了解自己的真實身分,他們不存在權利,就更別提文化身分認同了。

 

編劇曾在採訪中提到:「全球化是一個苦澀的主題[3]。」如果關注新聞,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越南、緬甸等亞洲移民的悲慘故事,這常常都是一些心碎的故事。身而為人,非法移民們正在漂泊、迷茫、流動。而在他們旅程的終點:西方社會,又存在著太多關於中國、關於亞洲的刻板印象與陳詞濫調,長城和氣功是永恆的代名詞。身為亞洲人,對我們而言,「亞洲」是如此的親切,卻又在邊緣線上遊蕩。

 

在《金龍》的演出中,我看出了導演對於這個主題的探詢和焦慮,他不斷地利用「錯位」:道具的錯位、服裝的錯位、演員站立區的錯位等等,嘗試與整個主題發生敏感的觸碰。無論在今天的香港,或是其他的地方。我們都需要思索「邊緣性」的缺陷與轉機,身份的認同究竟是何樣?在何處?會呈現一個怎樣的姿態?我想,《金龍》這個故事不僅僅講述了擁擠後廚間的一出悲劇,更是一次辯護——一次對所有處在「似是而非」狀態中的人群的辯護。



[1] 李亦男:《德國當代劇場藝術發展略論》,中央戲劇學院學報《戲劇》2010 年第 4 期

[2] 陳仕國:《呈現、消解於建構——論<金龍>中亞洲移民的身分認同》,《藝術評論》2017 年第 7 期

[3] 林冠吾,《希梅芬尼:超寫實之筆,透析沈重現實》,par 表演藝術雜誌,201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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