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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
楔子
儘管西方音樂文化在明、清之間，已零零星星地登陸中華大地，[1]然而，當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的傳統音樂正式受到西方音樂文化的影響，而開始在本質上產生變化的時候，恐怕已經是二十世紀初期的事了。伴隨著中國百年國運，國人面對西潮衝擊期間起伏不定的心情，中國音樂展開了它蹣跚的步伐，摸索著現代化的方向，一種嶄新的時代產品，泛中國式現代中國民族樂團，也就在這種氛圍之下誕生。
千年變局
一百年前的五月四日，因為巴黎和會中「山東問題」所引發一場悲壯的愛國學生運動，正在中國土地上掀開序幕，這一次對二十世紀新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民生以至文化發展的影響，都極為深遠的事件，歷史稱之為「五四運動」。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對於中國來說，可以算是從沉睡到醒覺的一段時光。打從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起，國人開始感受到這個天朝大國，正面臨一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2]隨著眾多不平等條約的簽署，國人開始切切實實面對西方舶來文化的挑戰，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維新、庚子拳亂以至後來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國人面對西方文化衝擊的心態，從傲慢到恐懼、從自大到自卑、從敵視到接納，經歷不同階段的高低起伏，時而手足無措，時而過猶不及。
經歷一連串的衝擊、一連串的挫敗，國人開始醒悟到國家積弱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不在於船堅炮利，不在於形式模仿，而在於文化發展上的落差。從梁啟超開始，國內新一代留學生、知識分子大聲疾呼，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搖旗吶喊，二十世紀初，經歷內憂外患的中國，繼續跌跌撞撞，尋找「德先生、賽先生」，摸索著現代化的出路。曾幾何時，西方的社會制度、教育制度、工業技術、文化藝術等，都曾經被視作「先進的、科學的」，一時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3]的觀念大行其道，學習西方的制度、科技及文化以改進甚至取代國內「落後、不科學」的傳統，彷彿變成了一股大潮流。
西樂東來
上世紀初，最早幾位接受過西方音樂教育的海外留學生如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率先將西方音樂文化帶返國內，帶有濃烈西方音樂風格的現代中國音樂開始在國內出現。二十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新音樂文化的萌芽期，蕭友梅從德國返國後，將西方音樂教育模式帶到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1922年改稱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並且成立了國內第一個西洋管弦樂團。在當時一切以西方為師的社會大潮流下，西樂東來，對國內的中國傳統音樂無可避免帶來「啟蒙式」的影響，在北京大學與蕭友梅幾載共事的二胡大師劉天華就是當時一位先行者。
劉天華（左圖），1895年在江蘇省江陰縣出生，在家鄉的時期已經開始學習西洋銅管樂器以及中國民間樂器，1922年，他經哥哥劉半農引薦到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教授中國音樂，期間繼續學習小提琴演奏以及作曲、和聲等西方音樂理論，學兼中西但醉心於中國音樂的劉天華，一直認為可以透過擷取西洋音樂中的精粹，去改進中國音樂，1927年，劉天華在北京組織了「國樂改進社」，開始他的中國音樂改進大業，可惜的是，劉天華在1932年6月因病過世，享年只有37歲。劉天華鍾情創作，為後世留下十首著名的二胡獨奏曲、三首琵琶獨奏曲以及不少練習曲，他借用了不少小提琴演奏技巧以及西方音樂元素到他的二胡作品之上，從音樂形象來看，的確是帶來了一些與傳統聽覺習慣不同的洋味道。劉天華可以說是最早將胡琴音樂抽離傳統生態環境的音樂家，將一件不太起眼的民間樂器從街角市集轉移到藝術舞台上，也為中國音樂從傳統到現代的漫漫長路，掀開了序幕。
中國合樂，古已有之，遠自周朝宗廟祭祀的宮廷雅樂，西漢時期用於典禮儀仗的鼓吹樂，以至於隋唐盛世用於宴饗遊樂的燕樂，形形色色的中土、外族樂器，動輒上達百人的樂工，相當輝煌。宋元以達明清，雅樂、燕樂日趨式微，代之而興的是各地帶有濃厚俗樂色彩的地方戲曲以及民間樂種，清末以來，在各地逐漸成形的民間樂種中，江南、嶺南地區的有以「絲竹」為主的細樂，如江南絲竹、潮州弦詩、廣東音樂等，有別於北方或大西北地區以「吹打」為主的音樂，諸如河北吹歌、山西鼓樂、舟山鑼鼓等，成就這些不同地方樂種背後的文化歷史、風俗民情各異，所應用的樂器、音律亦大相逕庭，唯一相同的，就是這些不同樂種都具有強烈的地域色彩，代表著的是它們所在的地域或省份，那麼，是否有哪一個樂種可以適宜被用作代表大江南北的泛中國音樂呢？西樂東來，卻為這個課題帶來了一點啟發。
在新文化運動及五四運動的氛圍下，同時期的江南大都會上海，不少有心人亦與劉天華同一般的心事，化了不少心思，精心鑽研如何能將傳統中國音樂改造成為「先進的、科學的」現代音樂，鄭覲文的「大同樂會」，就為泛中國式的現代化合樂模式鑄造了一個雛型。
[1] 明萬曆年間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首次將鋼琴傳入中國，而清康熙年間來華的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及意大利人德里格（Theodorico Pedrini）有關西洋樂理、五線譜、音階唱名等的專著，亦被編纂成為《律呂正義》續編，是最早介紹歐洲樂理知識的中文著作。
[2] 洋務大臣李鴻章1874年呈交同治皇帝的奏摺所言。
[3] 清代思想家魏源提出的觀點，原意是指「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從而抵抗西方列強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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