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號 有關記憶與創作    文章類別
【劇場外望】
《重述:街角的兇殺案》——劇場裡的行動主義者米洛.勞
文:江藍

對瑞士劇場導演米洛.勞(Milo Rau)聞名已久,但要到去年香港話劇團及西九文化區合辦的「香港國際黑盒劇場節」才有機會看到他的作品。那次選演的2016年作品《五段小品》(Five Easy Pieces)的演出形式及背後的思維,給我不少衝擊;今年四月在台北「台灣國際藝術節」看他另一個作品,去年五月在比利時首演的《重述:街角的兇殺案》(Histoire(s) du Théâtre – La Reprise),讓我更明確地看到:米洛.勞是一個依然相信劇場仍有其社會功能及影響力的行動主義者,而且竭力地藉著劇場去嘗試打開觀眾的眼睛,讓觀眾看清楚世界上到處存在的暴力和不公義,反省我們在其中的位置和人性本質。同時,他又提醒觀眾,劇場並不只是一個演出「成品」,一個只讓觀眾沉進故事當中的地方。

 

Milo Rau(網上圖片)

 

米洛.勞的作品,不論是劇場還是電影,都是關於充滿爭議的真人真事。不管是探討歐洲或已發展中國家在第三世界事件中的位置或角色,如《剛果裁決》、《仇恨電台》,還是如《重述:街角的兇殺案》(《重述》)及《五段小品》(《五段》)般駭人聽聞的案件,米洛.勞選擇將之呈現觀眾眼前,迫令我們直視。

 

看過的兩個作品,內容雖然不一樣,但可見他一致的創作態度及手法:《五段》及《重述》的——前者是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於比利時發生的連環殺童案,而後者則是早幾年比利時列日市男同志薩能.賈非被凌虐致死的案件[1],但創作手法及呈現方形大抵相同。兩者均透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多角度呈現事件,演員中必有素人演員,舞台上由選角試演開始,到排練過程,演出事件的經過,演員表達對角色或事件的看法,都一一展示觀眾眼前。不過,《重述》是他出任根特劇院藝術總監,發表「根特宣言」後首個作品,內裡更清晰地呈現了他對劇場的立場和看法。

 

平庸的邪惡

在《重述》中,一開始,演員以送薄餅的速遞員自喻,指出速遞員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薄餅──也就是演出要講的內容/信息。因此,也讓我先談本事,再論形式,儘管在米洛.勞的作品中,兩者其實是緊扣一起。

 

 《重述》的構思,來自其中一個演員Sébastien Foucault,他在列日讀大學時到法庭旁聽此案,對於法庭上和媒體如何「二次謀殺」案中的死者薩能.賈非很是震驚,米洛.勞與其團隊由此出發,訪問了死者父母、前男友,以及其中一位謀殺犯Jérémy Wintgens。五幕劇中的三個章節便由此組成。因為兒子的同志身份而變得疏離的父親與母親的對話,賈非與男朋友在酒吧內的歡聚,Jérémy向女友求歡被拒而憤然外出。這些素材都是創作團隊通過訪問和資料搜集而來,通過這些場景演繹,我們認識到賈非的一些背景故事,也看到殺人者並非大奸大惡。在幾個普通人相遇的一剎那,也許因為一句話、一個動作而惹出如此的悲劇。而在這個由即時情緒引發的慘劇中,恐同情緒或社會環境又有多大的關係?

 

攝影:張震洲 

 

演員在演出中會跳出角色,以自己的觀點評述事件,像素人演員Fabian Leender提到他所飾演的Jérémy在訪問中說過:若果當日留在家中,也許就不會發生此事;又或者賈非說過的一句:「你們沒有含過那話兒嗎?」,就成了法庭上辯方或傳媒眼中合情合理招致殺人之禍的原因。當中折射出的恐同思維,叫人不得不反省當下大眾是如何看待小眾。

 

當舞台上來到第四幕殺人這一場時——儘管我們知道演員不是真正的踢下去,又或者對賈非撒尿,但在昏暗的燈光,隱約看到的動作與揚聲器傳來的動作聲,是如此逼真,叫人深感不安。米洛.勞這一場暴力戲的處理,叫我想到「直面劇場」,那種赤裸裸地迫觀眾直視事件的過程,叫人無法迴避人性中的陰暗。一次沒有因由的殺戮顯示平庸的邪惡就在四周。

 

再現成為真實

演出中不同的場景,既在舞台上的銀幕上播放,也在現場由演員真身演繹。現場的攝錄機的擺放,製造了實時錄像的幻像,但實際播放的片段,在極細微的不同步或動作差異中,觀眾會發現片段是一早拍攝好的。米洛.勞這個處理,令人質疑所謂舞台的真實,帶出舞台並非在於重現現實世界和事件。他認為劇場創作至演出,都是觀眾有權目睹的過程。因此不論在《五段》,還是《重述》,都是由選角試演開始,創作過程每一步都放在舞台之上。當中也許有藝術上的剪裁和修整,但基本上都是真實過程的呈現。而《重述》結構更清晰,劇場非重演現實這一點也更明確:在主要故事以外,我們還認識了這些在當地招募的演員的背景故事。像演賈非母親的素人演員Suzy Cocco,因為退休金微薄而靠替富人遛狗賺外快,而Fabian則與Jérémy一樣因痛患而被迫放棄本來的工作,因為經濟環境不佳而失業,甚至擁有同一款汽車。雖然我們對其他三個謀殺犯所知不多,但從演出中,可以知道他們跟Jérémy同樣是失落無業的年輕人。

 

整個演出中,演員在舞台上的身份就是演員,只有在演出事件的不同場景時,演員才是角色。這種出入角色叫人想起布萊希特的間離手法,但又有所不同,因為在《重述》中,因著素人演員的當地背景,觀眾對事件又有了多層次的理解。因此,《重述》並不只在於再現賈非被殺案,而是一次重現這件事的旅程再現。這當然與米洛.勞認為劇場不可能重現真實事件的想法有關,他曾指出,因為無論怎樣努力,劇場跟真實情況總會有落差。

 

序幕中,演員Johan Leysen提到《哈姆雷特》中國王鬼魂的一段獨白,指出歷來製作如何利用煙霧、燈光及音響等去營造這一場的氣氛。但那又怎會是真實?尾聲時,被殺的賈非鬼魂在煙幕、燈光中出現,呼應了開場的這一段,叫人思索經典劇作對死亡的處理。

 

米洛.勞種種的設計,在於強調劇場無法重演現實之餘,而劇場的真實就是再現本身,而劇場在重現事件及創作過程時,正要引發觀眾思考自己的角色與位置,即其根特宣言中提及的劇場改變現實的功能。看著賈非被殺的故事,很難不自忖其實是否不可避免。而演出開始時,演賈非的Tom Adjibi在選角試演時說了一個故事:曾經有個演員在台上放了張椅子,上面吊了個繩圈,他計算過,若自己把頭放進圈內,他有二十秒時間才斷氣,若果觀眾上台救他,他就能倖免一死。到演出最後,觀眾看著Tom把椅子、繩圈都擺出來了,然後他站到椅上,把頭伸進繩圈。那一刻相信大部分觀眾都在擔心,要不要上台救他,還是不該打斷演出……終於他放開繩圈下來。在戲劇的舞台上,我們猶疑著該不該行動,但在現實中,又是不是終會義無反顧?

 

在兇案發生的一幕後,演員Sara Bosschere背誦了波蘭詩人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的《劇場印象》,談到悲劇演出的第六幕,也就是謝幕的場面。當一個個飾演不同死亡角色、戲服未脫、滿身血迹的演員站到台前,標誌著演出完結。觀眾對這些死亡事件的來龍去脈,原因、過程及結果,了然於胸,觀眾得到了精神上的淨化。然而演出中的角色可以死上百次、千次,但真正的死亡如賈非只有一次,而且致死的原因可以是不明不白,最終的解脫其實並不存在。

 

劇場設計配合題旨

米洛.勞的有話要說並不是口號式的宣言,大概因為他的社會學及記者背景,讓他每個作品的資料搜集和研究都做得仔細,將一些大眾很容易下判詞的事件,抽絲剥繭、層次分明展示觀眾面前,讓觀眾自行思考。而且,他並沒有犧牲劇場美學。雖然他要求舞台佈景的設計能輕易運送,容易巡演,以求把作品帶到更多不同的地方。舞台的運用、燈光的設計,及錄像的應用以帶出不同的層次等,都顯示出他對劇場的掌握,而且也與其表達的中心題旨相符合。

 

米洛.勞是一個劇場的行動主義者。看罷他的作品,也叫我相信劇場的而且確仍有其社會功能及影響力。

 

參考資料:

  1. 2019台灣國際藝術節場刊
  2. 《和Milo Rau的訪談全文》,彭晴文著,原載作者臉書。
  3. 台灣《表演藝術》雜誌三月號專題


[1]《重述:街角的兇殺案》是關於2012年4月在比列時列日市發生的一宗謀殺案。受害人薩能.賈非在街角一間同性戀酒吧前,跟一群年輕人聊天後,上了他們的車。兩個星期後,人們在市郊樹林的邊緣發現了他的屍體,生前應受到了好幾小時的凌虐,再遭兇殘手段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