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號 1989, 2019——有關記憶與創作    文章類別
【專題】1989, 2019 - 有關記憶與創作
灑淚祭雄傑——悼亡、想像歷史與《5月35日》的虛寫結局
文:鄧正健

對大多數人來說,六四的記憶是一宗公共事件。我對六四的最早記憶,是我親眼目睹我的一位小學老師,當著全校師生面前掉下男兒淚。那時我並不明白,那場遠在千里之外的屠殺,為何會令我這位一向表現剛強的老師如此失態呢。許多年後,我仍然記得這位老師,他是我記住六四的最直接方式,但同時我亦意識到,他的悲痛——應該還滲雜著忿恨——乃是出自某種集體共同感,我們有時會稱之為「民族意識」或「愛國心」,但在另一些時候,我們反而堅稱,這是一份超越狹隘國族觀念、視「全人類」為個人認同依歸的世界主義式人文精神:我們單純地為殉難者而動容,也單純地為屠夫政權而義憤填膺。

 

然而,即便情感再烈,一般人(或者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說話)永遠只能在一定情感距離以外去悼念六四:我私下並不認識任何一個死難者,我無法把對六四的公共情感私密化。「六四舞台」今年邀請莊梅岩創作的「六四劇」《5月35日》,卻是以一個最私密的六四記憶為題:一個母親對殉難兒子的悼念。

 

攝影:Cheung Chi Wai

 

我打算從此劇的結局談起。劇裡說到丈夫阿大代替妻子小林到兒子哲哲的殉難地拜祭,並要開始失憶的妻子努力想像他拜祭的情形。當阿大離開,小林獨坐在空洞的家裡,想像便從丈夫的行動慢慢轉到一個沒有監控的國度,舞台上寫實的家居佈景被撤去,剩下一個想像的空廣場。一個飾演兒子靈魂的青年演員出現在小林面前,漸漸地,聲音自遠而近,一群青年演員自台後浮現,小林不自覺地便遭人群——或應說是亡魂之群——掩沒了。最後他們來到台前,向觀眾席發出莫以名狀的吼叫。

 

很重的一下收筆。它令我想起一首流傳於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舊體詩:

 

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

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鬼為何叫?我為何哭?在面對一群壯烈犧牲的英靈,我們會有兩種情緒:一是悲傷,二是怨恨。這個戲劇結局流露著一份沉著的恨意,正是來自那個英靈們在怒吼的場面。但全劇的主調子卻是以小林看似淡然的悲傷,帶動著回憶裡的暴怒和忿恨。編劇莊梅岩以她擅長的筆工,構寫了一個單一行動的戲:小林要在臨死前拜祭亡兒一次。這是一個天安門母親的故事,卻非我們在媒體中所認知的,小林三十年來沒替兒子的死發過聲,沒上訪過,也未曾冒險拜祭過。換言之,她是一名「沉默的母親」,而整齣戲就是關於這個「沉默的母親」如何打破沉默,以行動宣示:她並沒有忘記兒子。

 

全劇由「準備拜祭行動」和「六四回憶」兩條線索驅動,也展示了小林兩個截然不同的性格面貌:年老小林是一個普通民婦,而回憶中的中年小林則是一個剛烈的死難著家屬。劇中以小林身患絕症為引,解釋了她為何要突然要打開封存多年的兒子房開——不是兒子的實體房開,而是象徵關於兒子記憶的記憶房開。這一略嫌戲劇化的設定,將小林塑造成一名正要自我完成的內心英雄:她曾幾何時將關於兒子的記憶之匣關上了,直至人之將死,才決心解決三十年來也懸疑未決的內心鬱結。

 

可是,記憶之匣是在甚麼情況之下關上的?戲中沒仔細交代。我們只知道當年兒子殉難,小林曾發瘋似的要向丈夫、小叔甚至政府追究責任,但這種怨恨是如何被壓下去?又怎樣在三十年間被淡化?觀眾也不清楚。我們只知道,這場關於處理記憶的戲,並非僅僅把被關上三十年的記憶房間之門打開,也同時將小林半生的情感鬱結盡然釋放。

 

問題是,戲中並沒具體處理這種過程。垂死的小林對丈夫是單純的老伴之愛,卻對於三十年前他怎樣欺騙她、令她無法見兒子最後一面一事既往不疚;她曾因兒子慘死而瘋狂咒罵政府,三十年來好像忘記其事,到了現代又忽然咒罵起來。我對於小林某些對白過於大義澟然地批判暴政,是心存疑慮的,那是否只為滿足觀眾對歷史公義的要求而寫,而不像是這樣一個沉默母親會說的話?尤其是,故事發生在北京民間,在這個高度靠近極權監控的場景裡,那種政治和生活上的抑壓,對小林的情感又有何甚麼影響?劇中都未作刻畫。

 

小林曾經高調地說,六四不用平反,因為殺人政權沒資格為死難者平反。這種極端的反政府之言,顯然都不大會出自我們所知道的天安門母親之口。編劇莊梅岩似乎為因為「六四劇」這一大題目,有意無意把一套超過小林這一角色所能承受的道德價值觀放進戲裡,而這套價值觀,正正說明了我們為何要用戲劇形式呈現六四:記住六四,不只是要記住死難者,更是要記住一個殘暴政權在人民身上留下的血債。

 

攝影:Kit Chan

 

因此,戲中結局才會把一個母親記住亡兒的故事,突然轉化為一群冤死亡靈的怒吼。從情節和人物上說,全劇處理確是不夠寫實,但為著要「灑淚祭雄傑」,這結局其實大有「揚眉劍出鞘」之勇態。全劇故事以小林私密內心入題,最後卻由大實轉大虛,並帶進有關六四的歷史命題,這除了是莊梅岩的硬筆外,導演李鎮洲的舞台調度也表現出強勁的斧鑿之力。

 

劇的結局顯然是悲觀的,唯這種悲觀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呢?故事講到小林最後不良於行,也漸漸忘記了她的願望。丈夫阿大怕妻子等不到六四紀念日,便騙她日子已到,最後在公安干預下,他只有獨自逃離家園,並著妻子想像他的拜祭行動。小林終於也沒有在現實上完成心願,但正是丈夫要求她「想像」,反而讓小林心靈得到更實在的慰藉。消極地說,阿大此舉只是精神勝利法,我們甚至不知道是否真能完成小林願望,或許一切都是徒勞。但若積極地說,「想像」本身就是一種抵抗壓逼、抵抗遺忘的最後手段,而在小林身上,「想像」更有著整合自我、消解情結的作用。借心理學家榮格的學說,想像自我的內在對話,是完成自我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有效方式。榮格將之稱為「積極想像」(active imagination)。

 

對六四的集體悼念,本身就是一種積極想像。每年的維園燭光,或只是在社交媒體上的隻言片語,都是個人透過想像與互不相識的亡靈對話,藉以完善自身對歷史和公義的種種價值觀和情感結構。近年我已不再踏足維園,不為政治,單純是不願鋪張地悼念而已。然而對於一直有人污衊六四的悼亡活動,我始終耿耿於懷。那不是因為那些言論超出了我的道德底線,我只是痛心於有人甘願放棄面對歷史傷痛的大好機會。

 

作者簡介:居於香港,文化評論人,偶而寫詩,小及劇場文本。修讀文化研究出身,曾任阿麥書房文化經理、《字花》編輯,現職大學講師。曾發表劇場作品《(而你們所知道的)中國式魔幻》(編劇,2015)、《安妮與聶政》(編導,2018)。著有個人文集《道旁兒》(2017),另編有評論集《憂鬱與機器──字花十年選評論卷》(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