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號 在藝術節內扶植新銳藝評:實踐與挑戰    文章類別
【藝評空間】
未必圓時即有情——《會客室—Best Wishes》的「形式之手」
文:鄧正健

演員告訴觀眾,那一夜是中秋,然後他們就消失在牛棚12號單位的黑暗裡。觀眾魚貫隨行而入,才發覺演出第一部的一百個會客屏幕都出現了月亮的錄像。以月收尾,在藝術上自然是絕殺的,也易於攏絡人心,但我馬上便想到李商隱的兩句詩:「初生欲缺虛惆悵,未必圓時即有情。」既然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會客室—Best Wishes》以「希望/絕望」入題,即使月相變化令人聯想到世情波折,但「月亮」畢竟還是一個既療癒也cliché的藝術意象,使「希望」跟「絕望」的爭持遠遠不及現實般沉重。

 

 

以劇場討論絕望,本身就是一種希望。觀眾入場之初必須先回答三道問題:「你相信自己的生活/世界/香港會變得越來越好嗎?」即問即答,有時直觀而真誠,但有時或會受大環境驅動而不自覺。據劇團臉書公佈,「自己的生活」的希望感是壓倒性的,對「世界」和「香港」則多數感到絕望,這跟演出中的一百位受訪者的普遍意見差不多——我騙你的,其實我根本沒仔細聽清楚全部一百人的說法。事實上,演出的調度(如果導演在這類「參與式劇場」或「沉浸劇場」(Immersive Theatre)中對觀眾行動和情緒的控制,也是一種mise-en-scène的話)只容許觀眾聽到很有限的聲音,雖然演出聲稱,我們可以選擇聽誰說話,但在對這一百人的背景資訊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讓觀眾選擇」也是導演調度的一部分。

 

我在第一部分的「一對一會客室」裡,先在受訪者中選擇了幾位我所認識的朋友來聽,再隨機選了幾個,這一部分就結束了。《會客室》提供的是一個社會學式的藝術框架,它將一百位受訪者的受訪內容分段切割、整理、再組合,然後利用不同的劇場手段呈現給觀眾。演出中有句對白,大意是說,演出並不是要反映「客觀」的香港社會狀況,因為這個「反映」,只能算是「客觀的良好意願」。聰明但「頭盔」的說法,說明了導演陳炳釗和創作團隊很理智地宣示了這只是一個藝術作品,而不是學術研究,它絕對可以不客觀、可以有預設立場,也可以撇清其在學術研究標準上不夠嚴謹的責任。可是,這個演出從創作、宣傳到觀眾入場,都為明確地為觀眾提供了一個願景: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香港人的集體」,起碼是努力趨向這個「客觀的良好意願」。

 

我的確是帶著這個令人滿有期待的願景入場,卻一直感受到演出無形之手制肘,而這無形之手,就是「形式」。《會客室—Best Wishes》號稱「參與式實錄劇場」,「參與」是指觀眾介入、「實錄」是指一百名受訪人的話語被裁剪成演出的文本主體,整個演出在形式上的原型相當多,例如近年頗受香港劇場界注意的德國劇團「里米尼紀錄劇團」(Rimini Protokoll)的沉浸劇場作品,像《100% 城市》(100% City)和《遙感城市》(Remote X)、部分保留了以「原話直出」為原則的「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形式、以及導演陳炳釗的一個早期錄像作品。在第一部分結束後,飾演主持人的潘燦良引導觀眾進入牛棚12號單位另一個被分為四個大會客室的演區,觀眾被告知可自由在四個年齡層的受訪者群體中任選其一,進一步觀看他們的訪問片段組合。我從事先收到的指示咭中得知,這個分齡會客室將涵蓋演出的第二、三和四部分,題目分別為「快樂與生活」、「社會與不滿」和「希望與去留」,大體上可對應前述三個「希望/絕望」的問題。觀眾(如我)的「良好意願」自會以為,即使無法看完全部四個組別的答案,起碼也可看到其中三組。可是,演出的「形式之手」使觀眾意願落空了,當觀眾在第三部分「社會與不滿」裡正看著某組(我看的是30至44歲組別,這組受訪者的普遍看法,誠如評論人阿果所言,是「自由派太多」了)的受訪者錄像時,一道偽裝成干擾訊號的畫面突然淡入,畫面漸漸變成另一組別的一位受訪者,並說出了跟原來片段截然相反的意見(我看到的是一名可能屬45 至59歲的受訪者,刻版地說,那是典型「老海鮮」藍絲之言)。隨後,隔開四個會客室的牆帷亦逐一撤走,演區歸一,一眾演員亦開始代替錄像,直接覆述受訪者的說話。

 

劇場意象絕美,表達了打破分齡同溫層的間隔,回到社會總體的歸一狀態。而從訪問錄像到演員直述,受訪話語一直依循著「引錄劇場」的「原話直出」原則,亦體現了強調個體聲音、不讓個體差異和細節失陷於僵化的分類系統和統計數字裡的精神,形成一道看似頗具客觀性的香港社會眾生圖。然而,我深感疑慮的,並不是那一百人是否能按照「客觀的良好意願」去代表整個香港,而是即使這一百人確有代表性,劇場形式是否能讓觀眾細辨這個「香港社會」的多樣形態?首先,分齡設計有沒有客觀性?還是只是強化了我們對代際矛盾的刻版想像?另外,當我們滿以為可以把幾個年齡群組逐一看完,但未到演出一半,觀眾就被那「形式之手」拋進一個「香港社會」整體裡,那麼,我們又是否有足夠條件去拆解這一百個受訪者所呈現的眾聲喧嘩,而不是被掩浸在這眾聲喧嘩裡,只能聽到如同網絡世界般的噪音雜聲?

 

演出來到第四部分「希望與去留」,觀眾再次被要求離開座位,分別站在一道兩邊斜落的階梯兩旁,參加一個我姑且稱為「希望/絕望指數」的遊戲。首先,觀眾被要求在「有沒有考慮過移民?」的問題上,以站邊回答,演員亦隨即分別訪問兩邊的觀眾。隨後演員又再向觀眾問及一些關於「希望/絕望」的是非題,觀眾可依其答案往階梯上或下走,以便呈現一個屬於觀眾群體的「希望/絕望指數」。我肯定,「形式之手」的這一著,會令不少觀眾相當興奮,因為它滿足了觀眾參與建構「香港人的集體」的行動慾望,也暗自符合了「以劇場作為行動」的當代藝術想像。可是,這所謂觀眾「介入」或「參與」,仍然是「形式之手」強力操作的結果,觀眾雖然表達了意見,卻被簡單量化為是非題,並安置於早已設定好的「希望/絕望」二元框架裡。「觀眾的意見」跟「受訪者的意見」顯然有等級上的差別,觀眾沒法藉著「參與」進入受訪者群體,從而擴大「香港人的集體」的基數。

 

《會客室—Best Wishes》 的創作願意到底是甚麼呢?客觀紀錄社會現實嗎?還是讓觀眾介入參與?又或者,這只是導演陳炳釗在創作上所表現的貪婪,試圖在客觀抽離和主動介入之間左右逢緣?如今真正能夠介入作品的,其實只有身為創作者的陳炳釗一人——當然,他所介入的不是他一貫擅長的知性批判,這次演出實際上並無我們所熟悉的「陳炳釗聲音」。他出手之處,全都在於導演的調度,即「形式」:怎樣裝配他從訪問中得來的材料,以及安置好受其劇場形式感召而入場的觀眾。他抱著跟學術研究類似的態度,戳力要建構一個強而有力的研究方法學,而這種方法學,便是「劇場形式」了。而我所感到不夠滿足的,是他的出手太重,也矛盾處處,整個演出在「參與」(沉浸劇場)和「實錄」(引錄劇場)之間,有著自我抵消的傾向:實錄部分傳遞給觀眾的效果不彰,而觀眾參與建構社會紀錄的程度,也略嫌淺薄。

 

演出第五部分名為「101人的秘密」,觀眾穿過臨時搭建的錄影會客室,最後到達漆黑一片的前進進牛棚劇場。觀眾席地而坐,主持人潘燦良又再現身,不斷訴說著被冠名為「第一百零一個受訪者」的話語——那明顯是一堆前後不貫、出自眾多不同人士之口的說話。演出沒說明話語來源,我只能同情地猜想,那可能是這一百名受訪者曾說過、但不願實名出街的「秘密」,或是這些受訪者以外其他受訪者的話。「101 人」作為集體的隱喻,意象也是絕美,而潘燦良唸白表演,有聲有色,的確十分討好。然後觀眾離開劇場,重回牛棚12號單位門外,第六部分「明明如月」便是把受訪者的多篇日記連同鏡子碎片,散鋪成一條路逕,演員穿梭其中,訴說著受訪者的心聲,直至文首提到的皎皎明月出現在我的眼前。其淒美的劇場意景,使演出突然變得希望四溢,團圓處處,而更重要的,是它也符合了「劇場作為希望機器」的良好意願。

 

我對這一良好意願,總是抱有「未必圓時即有情」的戒心。近年香港社會的集體絕望感,跟個別群體的回音室中所鼓吹的「希望政治」,造成了一道二元拉力。《會客室—Best Wishes》某程度上承接了這對二元,將絕望感保留在受訪者的說話,和觀眾對入場前哉問三條的統計結果裡,而希望感則是透過「形式之手」所營造的「參與」幻象,安放於因演出而形成的「劇場共同感」裡。可是,偶一不慎,這種「劇場共同感」或有可能成為另一道同溫層,那將會是香港小眾劇場的重大危機——當然,正如很多觀眾所認為的,《會客室—Best Wishes》所保存和呈現的諸眾之聲,依然是近年香港劇場的紀錄劇場潮流中,一次相當珍貴的嘗試,但恰恰是這份對本土作品的寬容,我們很容易便會忘記,劇場其實是一部比社交網站古老上兩千多年的情感機器,它所製造出來的回音室效聲,比網絡更迂迴、更潛隱、也更讓人不知不覺。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會客室—Best Wishes》

評論場次:2018年11月24日,晚上8時        

地點:前進進牛棚劇場

 

作者簡介:香港劇評人。

 

照片拍攝:YC Kwan、hong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