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對話》:A Man Like Whom?
文︰賴勇衡 | 上載日期︰2017年12月4日 | 文章類別︰藝術節即時評論

 

照片提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節目︰致命對話 »
主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地點︰葵青劇院黑盒劇場
日期︰4/11/2017
城市︰香港 »
藝術類別︰戲劇 »

(一)

 

太平盛世不需要英雄。來自肯雅的戲劇《致命對話》(A Man Like You)的兩個主題是英雄主義及互相諒解,而似乎後者就是和平的關鍵。其主要場景是一個在非洲國家索馬里某處的一間混凝土密室,在房間內兩個男人的連場對話則牽連著國際政治、環球經濟與恐怖主義。編劇兼導演西爾維婭.卡西尼(Silvia Cassini)希望藉此劇傳遞的信息是對立者之間互相聆聽及了解的重要性。其中特別强調的是對那些罪犯的了解--他們被視為敵人、瘋子、恐怖分子,但是甚麼原因令他們走上這條路?有趣的是,「英雄主義」與「互相了解」兩個母題之間卻有著不易調解的張力。

 

英國外交官柏德烈.諾夫(Patrick North)被索馬里宗教極端組織綁架,因為懂英語而被安排與他溝通的當地青年阿布迪(Abdi)告訴他,索馬里人加入海盜或極端組織的深入原因是西方國家對他們的長期壓迫。英國政府及其盟友、跨國財團甚至各國漁民都趁索馬里國家能力薄弱,紛沓而至攫取各種天然資源,卻無助於當地百姓脱貧;西方強國所參與的軍事行動也帶來普通平民的死傷,就「傷害無辜百姓」一點而言和那些「恐怖份子」無異,被趕入窮巷的當地人因而被迫上梁山。在這物質基礎之上,宗教給予了他們精神上的正當性:既然來自西方的剝削者是魔鬼,即使他們放炸彈、綁架、勒索都是真主所贊同之義舉。

 

雖然劇本旨在讓阿布迪所代表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平衡諾夫所代表的(西方)主流觀念。但諾夫和阿布迪的關係始終是不對等的。表面看來作為人質的諾夫是更弱勢,但觀眾會逐漸發現阿布迪和前者其實同是異鄉人。在沙漠長大的外交官之子諾夫返回英國讀書時感到格格不入,在非洲的外交工作則可讓他調解一種移置的「鄉愁」,一邊心繫祖國,推崇西方價值,自我感覺良好。阿布迪則是諾夫的對倒,他其實在英國長大,卻在索馬里尋根,結果卻被所有人遺棄。諾夫才是故事中真正的英雄,最後為了阻止恐怖襲擊而自我犧牲。相比之下,阿布迪則是一個迷失的、被耍得團團轉的悲劇人物。他力圖尋找自我身分的根源和人生意義,想當聖戰英雄,卻終究不由自主。編劇巧妙地運用了一種索馬里人玩的棋子遊戲(索馬利亞直棋,Shax)來比喻兩位主角博奕形勢之轉變:外來者諾夫竟比阿布迪處處佔優。也許因為同是異鄉人,阿布迪對諾夫逐漸流露的友善與同情猶如逆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其迷失與被動使他的下場就如從棋盤上被掃走的棄子一樣。

 

阿布迪和諾夫的互動與結局反映出劇本的內在張力:一方面,互相聆聽的關鍵是接納一個多元世界的現實,不堅持自己擁有名為「絕對真理」的炮彈向異己轟去;另一方面,那些甘願為比個人更偉大的信念而自我犧牲的人則被視為英雄。一個人願意成為英雄,是因為他對一己信念有著「致命的認真」。問題正是,當「兩雄」相遇時,要互相諒解便難免容許自己的信念可能有所妥協。對話的重要性在於對方提供了一個跟自己保持距離的反思空間,或許可以把緊握在手的「真理」炸彈換為一束鮮花。那樣,便不需要英雄主義了。

 

《致命對話》裡展示的悲劇是,兩位主角嘗試過朝互相了解的方向走(那根本是外交官諾夫的專業),但展示在觀眾面前的只是個人層面的良好意願。即使諾夫也只是一隻棋子;留在棋盤裡的和被吃掉的棋子,其實都是被操控的,被背後觀眾所看不見的操局者擺弄著。於是,壯烈犧牲成為了個人僅有的不多選擇之一。其實編劇在其明確的主題以外,也留下了一些曖昧的反思空間。對於諾夫而言,他真的是選擇放棄安全回家而犧牲嗎?抑或他發現事實是死路一條,才選擇果敢地阻撓恐怖份子的計劃?互相諒解也好,對多元價值之接納也好,若只是發生在個人層面,對那些結構性的經濟剝削和盤根錯節的地緣政治只是聊勝於無。於是渺小的個人面對著巨大未明的黑暗力量,僅餘下的便是個人德性層面的行動。英雄的捨己和勇敢是美德,但一個更理想的世界不需要這種美德。最少諾夫的家人會這樣想的。

 

(二)

 

在那個沒有窗戶的房間之內,諾夫和阿布迪之間的對話是個人層面的互相諒解,但這場對話也發生在各地的劇場之中,便帶有公共性,是戲劇工作者、被他們演繹的人物,以及各地觀眾之間的對話。《致命對話》的兩把聲音代表西方和非洲,前殖民者和前被殖民者。編劇卡西尼在肯亞長大,在牛津大學讀書,演員都是來自西方和非洲。這劇已在西方國家和非洲巡演多場,首次來到亞洲演出。換言之,以前這劇是演給角色所歸屬的西方和非洲兩邊的人看,觀眾可以藉著投入(最少)其中一方的角色去聆聽「他者」的聲音。但對於亞洲、中國和香港的觀眾來說呢?可會是看著兩邊都是「他者」?若觀眾處於置身事外的第三方,劇作者透過戲劇和觀眾的交流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在這場對話中,本地觀眾可置身於甚麼位置?

 

這兒的觀眾大概不難移情於阿布迪的角度,一起批判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非洲天然資源的剝削。然而他們也看見舞台有一半空間被留給了諾夫的妻子伊利莎伯(Elizabeth),被這個受害人家屬代表提醒海盗綁架及人肉炸彈等恐怖活動是錯誤的。很多無辜的人,包括伊利莎伯,以及那些死在恐怖襲擊或無人機轟炸的平民,都是被動的受害者。

 

事實上中國近二十年來崛起爲強國,逐漸從「亞非拉兄弟」(編按:「亞非拉」是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簡稱)變得越來越像那些西方大國,輸入了巨大的資本,連隨著一批接一批的移民與勞動力,然後拿走石油和礦物,以支持國內發展所需。進入索馬里海域捕魚,然後被海盜綁架的,也包括了中國的漁民,而中國也參與了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商船及漁船的任務。在非洲是否出現了「有中國特色的新殖民主義」一直在爭議當中。中國帶來投資同時帶來勞動力的競爭,大額貸款也伴隨著債務,很多非洲人仍然失業與窮困。反駁的聲音則辯稱中國為非洲帶來的高速基建發展,以及不附帶價值觀輸出的模式是有異於西方的,中非之間是「對等關係」。

 

阿布迪所控訴的對象是否包括中國,以至於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大都會?《致命對話》呈現的二元對立結構明顯,在被剝削的非洲與西方剝削者之間,中國(包括香港)的位置模糊。演出資料上註明,是次演出是專門為香港觀眾編排的版本,但對於「中國/香港」這語境中的觀眾來說,「西方 vs 非洲」之二元結構恐怕會讓他們易於坐落舒適的第三方位置,安於當個看客,而非投入進劇中人的處境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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