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讓劇藝保存成為空中樓閣
文：鄭永強
原載於信報（18/1/2002）


歷史需要有一定的累積才能書寫，香港早在戰前已有戲劇活動，發展至今，已有多年，並累積了相當的基礎和資料，但一直未有機構或個人為它作有系統的整理、分析、以至書寫成有分量的歷史，令戲劇發展隨時間流逝留著大量的空白。戲劇歷史與一般歷史一樣，除需要紀錄不同事件資料外，亦需紀錄它的藝術性和歷史/文化意義。舞台上的演出不能單單以文字或影帶記存，因他包括集體觀賞記憶和舞台感受過程，亦是創作者在此時此刻的藝術呈現，要原汁原味、真確地記存下來絕非易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早前邀請了張秉權博士、盧偉力博士及蔡錫昌先生出席以「劇藝保存」為題的演藝研討會，三位對本港劇壇有深入認識的資深人士就此展開對話。

盧偉力博士指出，歐美有不少公營的，甚至私藏的圖書館，都公開予公眾閱讀演出紀錄，如導演排練手稿、舞台監督排演本資料供人研究。這些資料保存得很好，是讓其他人研究導演處理手法的第一手珍貴素材。書寫本地戲劇史，難免滲入個人的看法，這些一手資料在研究的時候成了重要的客觀資料。此外，在追溯香港戲劇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時候，評論人與藝術創作之間的關係如何？它有沒有客觀的搜集和書寫方法？這些都是有待仔細研究的。

香港的戲劇已發展至相當的基礎，如專門訓練演藝工作者的演藝學院，中、小型專業劇團在八、九十年代興起等，故書寫歷史立足點可以較高，也可前瞻得更遠。可惜，劇界中人已有撰寫歷史的意識，但一直未有付諸實際行動。八十年代本地戲劇發展蓬勃，但大部分朋友只留意探索戲劇的可能性，而無整理戲劇史的意識。直至九十年代，探討華文戲劇定位和藝術性等的討論相繼出現，保存戲劇和研究劇藝發展的重要性才得到確認。

雖然香港戲劇史的書寫仍在起步階段，但戲劇是什麼始終是一個永恒的問題。不同人在不同時空、處於不同的身份都會有不同的答案，也是一個永遠答不完的問題，關鍵是以何種立場、角度書寫。經過八、九十年代的發展，近年也開展資料積存和搜集。張秉權認為回歸前後，香港人身份的確認，而劇藝發展本身也促使大家考慮如何面對傳統，這都促使香港戲劇需要整理的問題得到正視。

無奈早期錄影技術並不普遍，欲觀看早期演出時便有實際困難。而且錄映也不能將現場演出的情況真確原本地紀錄保存下來，戲劇是轉瞬即逝的活動，最重要資料保存的地方，其實是我們的視聽經驗，如果視聽經驗分隔的話，便難開展總體的戲劇書寫。此外，演出作品在當時期有什麼的影響？今天又應如何評價及再詮譯？這些都是具有難度而且複雜的問題。

書寫本地戲劇史面對一連串的障礙，蔡錫昌認為香港劇壇現正處一尷尬時期，它累積了自己的資料，但應如何講述？另外，本港表演藝術人士的身份和特長主要是演，不是寫，但如不是劇界內的人寫，又應由什麼人撰寫？雖然在書寫戲劇史時有重重困難，但他深信香港戲劇史無論如何都應該開始起步撰寫。對此，張秉權認為歷史可有不同版本，而撰寫香港戲劇史的人必須審慎地收集材料，更重要是史料也必須公開保存，讓更多人閱讀，更多人提出觀點看法，客觀地形成不同的，而能互相對立、互相補充的權威。即是說，必須讓人有機會自行閱讀寫史材料，再提出對話和不同的版本，這樣便有知識的交流和藝術觀的深化，亦有助將來更高層次的書寫。可惜現在史料不足，權威的建立便沒有基礎，也就經不起考驗了。戲劇界內無戲劇歷史工作者，結果是夫子自道，太過主觀。在現有情況下，是先行撰寫歷史，待日後再作發展，還是等待累積足夠的資料才書寫成史？這是值得考慮的。

張秉權強調，在戲劇史的書寫過程中，除要有各類研究史料和資料外，更重要的是有不同的對話，讓不同的人閱讀同樣的材料，激發出不同的看法。此外，研究成果必須成為可再經驗和閱讀的東西，才不會成為既有經驗者的特權，而能隨著新史料、新史觀的出現，成為一流動、非僵化的過程。至於如何才有足夠的資料？這可能是永恆問題，盧偉力提出的折衷辦法是書寫自己熟悉的歷史，如斷代史、劇團史或演出歷史，不同類別的歷史都必然豐富未來的書寫資料。

書寫歷史是一個集體經驗再創造的過程，在踏出書寫本地戲劇史的第一步時，最重要的是整個業界對此事的關心和參與，否則便不能成事，而它亦只能成為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的空中樓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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